工场|地域与空间:科举研究的旧方式与新方式
科举史研究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由大批青年学者引领，掀起了科举研究的热潮。其特点是研究力量的复兴、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研究水平的深入发展。但总体而言，从历史地理或空间角度进行的科举研究并没有占据很高的位置，无论是区域科举史还是科举人才的地理都进入了瓶颈期，急需新思维和新突破。
有鉴于此，2020年11月28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举办了以“地域与空间：科举研究的旧方式与新方式”为主题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叶鹏召集，旨在从历史地理或空间的角度探索科举研究的新进展，展示青年学生在这一领域的学习和思考。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的八位研究生就科举历史的空间视野和科举地理的新理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合影
科举史的空间视野
科举考试中的空间色彩值得我们关注，无论是客观的考场形式、相关建筑的时空分布、科举考试中相关人员的地理分布和选拔原则，还是某个科举人物在特定空间的历时性活动。
研讨会前半部分以“科举史的空间视野”为报告重点，邀请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朱海滨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刘永华教授作为客座审稿人。
第一篇文章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岩，报告题目是《“以昭文明之象”：明代福建官学藏书楼与地方文教的建设》。孙岩密切关注明清地方官学的集散地————尊景阁。他以明代福建为例，论述了这一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对不同地区的意义，揭示了尊景阁的科举定位及其象征意象。尊经阁虽然对福建科举成就的影响是间接的、有限的，但它优化了地方文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定义了“规范”的知识体系，被赋予了权威的符号。这种建筑连接了民族正统文化、地方文化权利和文人的知识分子倾向，使尊景馆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收藏场所，也是一座展示文化正统性和知识分子权威的标志性建筑。朱海滨先生在评论时提出，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地方志，但官库上的地方志记载可能不足以反映整个历史。此外，研究还可以完善尊经与文化教育建设的逻辑关系。刘永华老师说，文章可以进一步思考《尊经阁》书籍的种类、数量和利用情况，更加注重《尊经阁》的象征意义，引入科举文化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尊经阁》学者笔记的心态和逻辑以及背后的历史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思成在明代考官的选拔规则中关注地理因素。他指出明代科举考试存在地域限制，如省考、南考、南北考等。以实现统一国家的地区平衡。考官的地域分布也可能影响地域平衡。比如主考和考生文风相近，会导致科举省份不断自我强化。但经调查发现，相关官员不受地域限制。原因是选拔任用官员参加考试的规则比较严格，需要限制官员、资金和时间。以上规则在明代官僚政治中的优先性高于地域因素，导致朝廷对地域限制的无辜考量。这也表明，区域因素不仅因为它的存在而重要，而且在它应该存在但不存在的时候，它背后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区域因素成为我们深入分析系统的重要提示信息。审稿人朱海滨老师认为本文的论点比较完善，但题目所示的“区域考察”一词存在先入为主的嫌疑，可以考虑从考官自身的选题规则出发，兼顾区域考察，使选题更加合理。
第三次报告重点介绍了明代乡镇公审的情况。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的郑新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并从建设过程、选址、建筑法规、经费、文化五个方面对明代乡镇公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虽然学术界对明代乡镇公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仍然不够，并指出目前的研究成果不全面，相关讨论大多停留在表面。朱海滨老师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也可能受到材料的限制，建议记者通过问题意识切入研究。梁志平老师建议在复习中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错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遗憾的是，只使用了“某篇文章”、“几篇论文”等模糊的表述来谈论这些错误，并建议把错误的来源写清楚。
前三位发言者的话题基本都集中在明朝，从物质空间和选官原则出发，而前半段最后一位发言者的思路不同。王乐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道了一篇题为《在科举与学堂之间彷徨：青年柳诒徵的思虑和出路（1901-1910）》的研究论文，试图利用普通史料重构刘一智早期的思想和活动。他以年轻的刘一智在科举废除前后的言行为例，探讨了在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制度媒体与知识分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为什么旧式士人的命运会改变其轨迹。对新学不太熟悉的刘一智，先进入编译局，后在几所学校任教。由于社会身份的变化和去日本旅游的经历，他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不断地移动，思想也逐渐变得新。研究表明，尽管刘义之走上了一条与科举不同的道路，并试图思考废除科举后的国家和自己的出路，但社会对名利的崇拜对他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刘一智深陷其中，表现出“无心成名者为名所困”的悖论。朱海滨老师在评审会上说，虽然本研究的写作引人入胜，但文章的中心不够清晰，类似传记的写作有时会削弱问题意识，因此有必要澄清文章的核心关注点，回答“为什么选择刘一智而不是其他案例”的问题。
朱海滨老师对前半部分的讨论做了精彩的总结。他鼓励大家从长计议，勇于选择真正重要的学术问题，并长期深入培养。
研讨会后半段由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龚迎军主持，与会者讨论了“科举地理新理念”。评估师是长期关注科举定额制度的梁志平教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定量研究清代科举的蒋钦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郑大超最早报道了他的论文《嵌入：明代金山卫学的州县化路径》，其研究中心位于明代金山卫研究的沿革。本文从供给、入学资格、科举资源和官员等方面考察了金山卫研究"嵌入"州县行政系统的历史过程。结论表明，与其他健康科学相比，金山卫研究的国家-县导向路径有其自身的特点，不同健康科学的国家-县导向路径可以在一种模式下进行概括和提炼。梁志平教授肯定了本次研究的努力，指出了两个不足：一是报告没有回应最新的研究成果——，郭虹教授的书《明代卫所与“民化”》；其次，文章开头要多介绍明代的养生机构和养生学，否则读者会很困惑。第三，在文章的分析和表达形式上，还是可以细化和缩短的。关于与会者所问的“校地”概念，梁教授指出，明代史料中所载的“校地”概念出现于崇祯年间，涉及到这一方面时应谨慎表述。蒋勤老师认为，本文已经开始介入比较视野，在晚明不同健康科学相关的内容中加入与其他健康科学演进的比较，会使研究更加充分。在路径模型的细化中，需要更具体地挖掘和扩展。嵌入可以有多种形式。不同类型之间有哪些实质性区别？应该表现的更成熟一些。同时在细化类型的时候可以参考社会科学的方法。
何彬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从清代安徽的一个特定家族入手，介绍了该家族科举考试的概况。方家祖籍惠州休宁县。搬到安徽定远后，他们以此为生，扬名立万，后来变成了科举世家。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绩的原因，并分析了家庭教育在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的影响。梁志平教授说，这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科举在阶级流动中的作用。但由于个案单一，分析框架并没有走出以往学者的路径，揭示的作用可能有限。他建议记者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皇族。比如定远坊在文化教育相对不发达的徽州更难成为科举世家，对其家族科举的兴起有重要影响；再者，方作为外地人是怎么参加考试的？是否因为迁移而被本地排除？蒋勤老师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文章不能满足于对个案的简单分析，而应提炼其特殊性，尤其注重对科举制家庭结构的分析，从而探讨其参与科举制的主动性和策略选择，以走出传统科举制家庭研究的藩篱，更好地展现历史真相。
蒋琴
最后两位记者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他们的文章带有浓厚的历史地理色彩。叶鹏的报告《清代学额配给的空间分布特点》主要开展了四项工作：一是通过登记嘉庆十七年各州县的数据，考察清代中后期全国范围内学校名额的空间分布情况；其次，研究清代中叶钱粮人口数量的空间分布与学额分布的关系，认为学额分布的核心原则应该是“更高的文风”，“钱粮”是补充条件；三是将名额与学者人数进行比较，提出“名额利用率”的概念，指出江苏、浙江、山东等省每次考试一个学者需要的名额最少，文化教育水平明显最强；第四，选取江西和陕西两省，对清末这两个地区的学额数据进行补充和对比分析。叶鹏认为，学额数据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如果把人口、经济、州县等指标都包括在内，可以预期有新的发现。基于定量史学的规范，蒋勤先生指出，本报告的研究范围比较大，每一个论点都可以独立撰写。但本文表格的单位和格式不够严谨，相关说明不全。建议参考陈亮、李中清等学者对现代大学生流动性的研究，可以修正“学校场地利用率”的概念；梁志平先生研究学额十余年，最近对清代学额进行了全面考证。他指出，文章中对学校名额的统计可能有所遗漏，清代临时学校名额的实际规模可能比《学政全书》年大得多。
吴论述了清代杭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宋元时期，杭州地区的学者数量处于浙江省的中下游。明朝发展后，成为清代中国第一个政府级行政区。为什么杭州府的士人数量不断上升，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清代杭州府士人数量的上升，成为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报告首先展示了杭州科举的现状和士数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而揭示了清代杭州士数发展的总体趋势：杭州每榜士数继承了顺治、康熙时期明朝的发展势头，呈上升趋势，为干勇的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雍乾时期，杭州科举达到顶峰；从乾隆末年开始，杭州科举逐渐走下坡路。通过对杭州政府中士、士人数的统计分析，总结出杭州科举高峰背后的原因：杭州士在浙江乡试中成绩突出，省考名额录取制度的形成，郭芙县第一名的崛起，顺天乡试中商业士、杭州士的加分。审稿人蒋勤老师强调，文章没有追溯以往的研究，也没有说明杭州学者的空间分布，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细致的分析。梁志平老师指出，科举与士子的分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话题。前人虽未必踏足杭州府，但主要影响因素已基本概括，文章结论缺乏新意，研究内涵有待深化。比如讨论杭州书院对科举的影响，可以称为重点。朱海滨老师补充说，文章中的数据很详细，但文献阅读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史料，寻找更深入的史料
圆桌讨论中，主讲人就科举家庭的概念、明清时期的学校名额制度、健康制度下的科举考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师生还讨论了科举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如基层科举的入学考试，如何识别考生身份，能否还原考生参加考试的全过程；尊景阁等官方藏书机构的实际功能是什么，是应该定位为“公共图书馆”，还是只是一个礼制建筑，从什么角度考虑其对学者的象征作用？这个车间的气氛很热烈。虽然所有主持人的研究都涉及科举，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背景。从新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卫生研究、历史地理学等角度。他们也有自己的成就，展示了年轻学生在这一领域的思维和经验。
